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在受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后，因暂时无法核付不明确的待遇项目，被申请人诉至法院的情况较为普遍。各地基层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各有不同，有的基层法院在判决项中会明确具体支付金额，有的基层法院在判决项中只表述由社保经办机构依法核付。就本案而言，法院未判具体金额，而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在职权范围内又无法获取按照政策规定的“本人工资”作为核付依据，故本案中杨某等人的具体诉求并未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

因此，按照本案的一审、二审判决，社保经办机构应当如何执行判决、如何审核支付待遇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两份行政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是否具有既判力，是否应直接按照“本院认为”部分的结论进行支付；二是如果无法确定工资基数，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处理待遇支付标准问题。

第一，“本院认为”部分不属于判项，不具有既判力。在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关于判决与判项效力的26个裁判观点中提到，判决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而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是人民法院就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所作的叙述，其本身并不构成判项的内容。人民法院强调执行职能依据生效判决的主文，而“本院认为”部分不能作为执行职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但该效力仅限于生效裁判的判项，对于“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如有证据是可以推翻的。

就本案而言，一审、二审的裁判均未在判项中明确杨某等人申请裁决的具体待遇给付金额，而是责令社保经办机构核定支付，就裁判文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的叙述而言，也只是援引相关政策规定作出推理性的结论，并没有就案件中的核心问题进行调查取证，非通过事实证据得出的结论。

因此，在本案中，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不执行“本院认为”部分的结论，但可采纳参照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思路，再结合社会保险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工伤保险制度的安全运行。

第二，社保经办机构可参照社会保险缴费工资下限作为标准先行支付。前文提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缴费工资即用人单位给职工参保时按照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进行申报的工资基数。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算缴费工资基数。因此，缴费工资下限即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按照这个标准代替“本人工资”先行支付，待有更明确的政策出台，或者有新证据确定准确的“本人工资”后，在仍符合先行支付条件的前提下，对待遇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是目前解决该案执行问题的合理方案。理由有三：

一是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本质是垫付，工伤赔偿责任主体仍然是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同时，工伤（亡）职工及家属仍应要求用人单位履行义务，并不损害当事人权益。二是先行支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用人单位存在未履行参保缴费义务的违法行为，先行支付本身对于积极履行参保缴费义务的用人单位来说就有失公平，不利于工伤保险制度的安全运行。如果在核付中采用较高标准，而实际工资达不到该标准，对于受工伤保险制度保护的其他工伤（亡）职工及家属也显失公平。三是基于降低工伤保险基金流失风险，保障基金健康运行的需要。如果按照较高标准支付，超过实际工资基数部分的待遇不易追回，会造成基金流失，且先行支付追偿在全国范围内均难见实效，按较高标准支付也不利于工伤保险基金健康运行。

因此，就本案而言，按参保缴费工资下限作为基数依法先行支付杨某等人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于法有据。

近年来，关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司法实践急剧增加，各地法院就先行支付案件也作出了积极实践，但由于先行支付涉及多方利益，又因上位法依据不完善，使得一些司法实践引发争议。在政策不完善、司法无明确裁判的困境中，社保经办机构在处理待遇核付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是以保障工伤（亡）职工及家属的合法权益为重，有力执行先行支付政策，对于符合先行支付条件的申请人要依法依规核付待遇，遵循政策原旨，为保障弱势职工“托底”。

二是维护政策执行的公平性和连贯性。社保基金先行支付的规定出自《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部分。在执行社保基金先行支付政策时要考虑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参保缴费水平及社保基金运行情况，要评估追偿的难度和可能性。在具体核付过程中要以参保、待遇、监督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指导执行，避免助长利益相关方避责的情形，而且同类型的申请在核付上应统一标准，确保政策执行的连贯性。

三是既要依照判决，也要结合相关政策。如本案中司法实践的结果虽有争议，但判案思路可以帮助社保经办机构结合相关政策，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实际问题。